非法放贷入刑的法治隐忧


10月21日,国家反贪局召开新闻发布会,发布了四份指导性文件。其中,最高法院牵头的《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符合相应情形的,按照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第(四)款的规定,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这是司法机关首次针对非法经营罪,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定罪处罚“非法借贷”。

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,作者理解这种司法解释在特定时期的现实原因。需要提醒的是,在刑法中引入“非法借贷”当然可以解决某些情况下的法律适用问题,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许多对法治的隐忧,包括不当扩张甚至滥用非法经营罪。

今年4月,国家反三合会办公室发布了四项法律和政策文件,即“两高两低”,分别涉及处理刑事力量、日常贷款、软暴力、刑事案件和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的财产处置。那么,为什么六个月后还要继续发布新的适用法律文件呢?有关部门指出,这四个法律政策文件主要针对涉黑涉恶犯罪的新趋势,是为解决执法办案过程中法律规定不明确、法律适用不一致、依法处罚不准确等问题而制定的。具体来说,《意见》是指“非法借贷、暴力集资、与黑恶势力勾结等非法犯罪,明确了非法借贷的定罪标准,建立了刑事制裁制度的内部联系机制,严厉打击非法借贷”。根据作者有限的理解,《意见》似乎是专门为打击“常规贷款”而定制的。实际上,“日常贷款”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和一个统称。对“日常贷款”没有特别的指控,但它涉及许多针对财产和人身的犯罪,如敲诈勒索、强迫交易、欺诈等。因此,在处理“日常贷款”案件的过程中,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往往无法识别。事实上,一些实施“常规贷款”的“黑恶势力”是无法依法处理的。在此背景下,出台《意见》将“非法借贷”作为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罚,是填补打击“日常借贷”法律漏洞的现实需要。

但是,对于这种“惩罚”的处理方式,尤其是“非法经营罪”的适用,还有一些隐忧。

一是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款非法经营罪中的“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活动”,即非法经营罪的继续扩大和适用。它的适当性值得考虑。近年来,非法经营罪的不当扩张和适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。最高法院下令重审王力军案时,有评论人士表示,重审此案将进一步明确“底部覆盖条款”适用于非法经营罪的条件,并将有效遏制非法经营罪底部覆盖条款的故意扩张。还有人认为,最高法院通过对王力军案件的重审,实际上确定了非法经营罪的适用条件。这个判断现在无疑过于乐观了。可以合理地预测,非法经营罪不仅将继续适用于“非法借贷”,而且还将适用于未来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其他行为。作为刑法法定犯罪的一般原则之一,其基础将会松动。

第二,更令人担忧的是,“非法借贷”背后的法律工具主义在“打击犯罪、消除罪恶”等专项行动中一再抬头。当然,开展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特别斗争是极其必要的,实际结果是显而易见的。然而,由于许多“日常贷款”案件难以认定相关犯罪(主要是证据问题),即通过“司法造法”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,似乎有一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,认为正义是“打黑除恶”的途径。这并不是说“非法借贷”不应该依法处理。也就是说,在打击犯罪和反罪恶的运动中,当法律适用出现问题时,非法经营罪被直接用来掩盖底层。除了过于简单化之外,还值得思考这种执法和司法中的“借用”和工具主义是否是法治思维的恰当表现。对"非法贷款"的突然惩罚是否不仅会超出一般社会预期,还会进一步导致对社会治理的过度定罪,是否会对传统的私人融资和贷款以及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,还有待观察。

简而言之,《意见》的引入被认为直接解决了当前“扫黄打非”中处理“日常贷款”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。然而,与此同时,其非法经营罪的进一步扩大,特别是准刑事立法对社会治理中“司法造法”的干预,即使存在“情有可原”的客观情况,也离现代社会治理的法治要求还有一段距离。

(作者是法律学者)